中、新教科书价值取向的比较研究――以中国苏教版小学语文教科书和新加坡EPB版小学华文教科书为例

发布时间: 2007-10-30 来源: 必威 发布者:yxh

   摘要:语文教科书不仅在传授学生语文基本常识、培养语言能力、训练思辨和表达能力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其蕴涵的价值取向对学生思想意识的形成也有很大影响。本文以中国苏教版小学语文和新加坡小学华文教科书为例,从两套教科书中的主题分析入手,对隐藏在文章中的价值取向进行分析,希翼对我国的教材建设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 小学语文;教科书;价值取向

 

  任何一门学科都是由不同类别或性质的具体常识所组成的,但这些常识并不是客观中立的。早在20世纪70年代,教育社会学家扬(YoungMFD)就认为课程常识不是必然正确的,它仅仅反映了某一社会特定的权力分配情况,反映了社会控制的特征。而权力分配与社会控制产生了课程常识的差异和阶层化。课程内容的价值特性充分反映了社会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统治阶层总是选择符合自己意识形态的常识作为课程内容,以达到社会控制。而学科常识的“价值取向”研究可以通过对某一学科教科书“主题”所包含的“价值取向”的分析来进行。所谓“主题”,或是指某些学科 (如政治)总体的价值特征,或是指有些学科(如语文)每一篇课文的主题以及这些主题的集合。因为在每一本教科书的字里行间都渗透着一定的价值取向。同样,思想性和教育性意味都比较强的语文教科书更是承载和体现某些社会价值观取向的最佳载体。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能选人语文课本,而只能依据某些标准对文学作品进行选择。因此,选择哪些课文作为教科书,通过这些文本使学生获得什么,其中明显含有价值取向。这些对学生,尤其对可蛆性比较强的小学生,在有关价值观念的形成以及行为的表现方面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笔者选取中国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苏教版)的小学语文教科书12册作为研究对象之一。此教科书是根据《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编写,经全国中小学教科书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由张庆、朱家珑主编,江苏教育出版社在20042005年出版的。本文的另一研究对象是新加坡小学华文教科书12册。此教科书是根据《小学华文课程标准》(2002)与《中小学华文字表》(2002)编写,经新加坡教育部以及课程规划与发展署审定通过,由白宗德等人主编,EBP教育出版社在2001年至2006年间出版的。之所以选择“小学华文”作为比较对象,是由于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深受儒家学问影响,融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于一体的国家,和儒家发源地的中国在学问等方面有许多默契,有一些共同之处,体现在课本中的价值取向也有很多相同或相似的成分。对两套教科书中的价值取向进行研究,对同样要面对各种学问冲击、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的教科书建设有启迪、借鉴作用。

  本文尝试从价值取向的比较人手来对这两套教科书进行比较。这里“价值取向”是指影响个人或团体对事物所作判断及行为选择的组织化、内在化的、稳定的理念。本文在研究方法上借鉴了吴永军教授《中国大陆、香港九年义务教育初中语文教科书的价值取向的比较研究》(《教育理论与实践》,199911)一文的分析方法,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两套教科书中的价值取向:一方面是比较分析这两套教科书基本的、外在的价值取向,包括选择课文所依据的标准、文体的构成、编辑构成情况以及教科书的组织特色等;另一方面是分析所有课文内容所表现的显性的、隐性的价值取向。此处分析根据吴永军教授制定的“价值取向类目量表”,结合这两套教科书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分析类目的划分。这主要从两个类目着手分析:道德类目和政治类目,每个类目又分为多个亚类目(见下文)。在分析这些类目时,笔者只描述、说明事实。分析的单位是每一篇课文的主题和副题。即分析文章时首先是从全文人手把握“主题思想”,然后再对文章句子、段落以及全文分析“副题”,同一篇课文中某一类目细目如果在“主题”和“副题”中同时涉及就只记录一次。

 

  二、外在价值取向的比较分析

  在编撰原则、文章结构、编辑类别和教科书组织方面,两套教科书有显著不同,各具特色。在下文中,中国苏教版小学语文教科书称为“中国小学语文”,新加坡EPB版小学华文教科书称为“新加坡小学华文”。中国的语文课程是作为一门重要的工具性学科来学习的,苏教版出版的这套教科书在中国第八次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中根据《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修订版)》做了相应的调整和改进,一共有288篇课文,其中精读课文有266篇,略读课文为22(从一年级上册至五年级上册是在第八次课改中做过改动的,五年级下册以及六年级上、下两册还是课改前的文章编排)。在文体上有记叙文、议论文(很少)、说明文、诗词、科普文、童话、寓言、神话等,其中记叙文最多。编写引导思想是培育学生热爱祖国语言文字和中华优秀学问的思想感情,引导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语文,丰富语言的积累,使他们具有初步的听、说、读、写能力,养成良好的语文学习习惯。在教学过程中,使学生受到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思想品德教育和科学思想方法的启蒙教育,培育学生的创造力,培养爱美的情趣,发展健康的个性,养成良好的意志品格。汉语也是新加坡华人的母语,但在新加坡实行的双语教学中,较侧重于英语,并在某种程度上会以降低母语的水平来保证英语的学习。不过,汉语的学习仍在学生的学习中占据重要的位置。这套小学华文教科书一共有195篇课文,其中讲读课文有167篇,阅读课文19篇,自读课文9篇。此教科书强调运用汉语的语言能力,除了重视读、写、听、说、思维等语文能力外,还强调培养学生的品德,注重培养学生对社会的责任感。在文体上主要有记叙文、童话、神话、寓言、科普文、诗歌等。两套教科书所选的文章容量差异较大,相差近一百篇文章。同样,因为数量限制,新加坡小学华文在内容领域和文体范围上也远不如中国的广泛。但新加坡的课文内容更贴近于学生的日常生活,大多数文章的写作是从学生的视角以学生的语气来写的,让阅读的学生有一种自然而然的亲切感。这对我国的小学语文教科书建设应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从两套教科书的编写引导思想以及提供的文章来看,有很大不同。首先,在教学目标方面,中国小学语文提出的教学,目标数量更多,要求更高、也更具体。如同样是低年级的阅读任务,中国小学语文要求:学习结合上下文和生活实际了解词句的意思;学习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默读课文不出声,不指读,一边读一边想。每学年背诵30篇以上优秀诗文;阅读浅显的儿童读物,能大致了解内容;认识常用的标点符号;二年级课外阅读不少于5万字。而新加坡小学华文要求:具备起码的阅读能力,运用适度的语料认识汉字或能给汉字加注音。其次,两套教科书都强调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但中国小学语文侧重于政治教育、社会的责任感和品德教育,尤其重视前者;而新加坡小学华文则侧重于品德教育和对社会的责任感,尤其重视公共道德和伦理道德。这种差异是和各自的政治、学问体制分不开的,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讲求社会本位;而新加坡多以华人为主,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在重社会建设的同时,还非常重视家庭的经营。

  第三,在教科书的组织上,两者也有很大不同。中国苏教版小学语文每册书包含一个“习惯培养”和68个单元(每一单元有35篇文章,每一单元后都有一个单元练习,并从三年级开始在每个单元后多增加了一处写作练习)。在每一单元除了略读课文外,每一篇精读课文后面都有课后练习,练习一般有字词的读写、课文的朗读或背诵、理解课文(思想内容、篇章结构、语言运用)、运用(遣词造句、布局谋篇、动口动手练习)等。新加坡小学华文每册书基本含有34个单元,每个单元有45篇文章,并且三年级以前(含三年级)的课文全是讲读课文。从四年级上册开始至六年级上册才在每一单元出现一篇阅读课文,从六年级上册开始才在单元中设一篇自读课文,六年级下册每个单元有两篇自读课文,另两篇是讲读课文。在阅读课文后有“阅读、思考、讨论”练习,练习一般有理解(主要内容、主题思想、根据课文内容填空)、延伸拓展(主要是开放性的题目)。其中自读课文前一般有“导读”部分,或先容文章背景,或作为文章的一个引言部分。在课文后有一个“脑力加油站――想想,说说”,题目涉及对文章的基本理解以及相应的思维拓展训练。虽然中国苏教版小学语文练习较多,新加坡小学华文练习较少,但新加坡小学华文的练习较为具体和形象(以图表的形式引导学生对全文进行理解),题目的设计也是逐步深入地将学生从课文内引向课文外。如6B课本中第五单元第四篇自读课文《蚕神》设计的题目为:1、人们躲进山洞里忍受隆冬之苦,如果当时你在场的话,你会想出什么办法帮助他们?2、什么原因使嫘祖想到从茧抽出来的丝可织成衣服?3、假设嫘祖没发现蚕、没发明编织机、没教人们做衣服的方法,人们是不是还穿着树叶或兽皮?4、对嫘祖的贡献,你有什么话说?

 

  三、内在价值取向的比较分析

  经过统计,两套教科书中的道德类目、政治类目结果如下表1和表2

 

 

  根据表1和表2中的统计结果,就价值取向的道德方面可以看出,中国把智能、坚毅、勤学、科学、亲情、奉献放在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上;而新加坡则比较重视亲情、亲孝、爱国、智能、友情。我国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大家当前的中心任务,因此对“第一生产力”科学的推崇,表现在了对科学家严格进行科学研究精神的赞扬(如《第一朵杏花》中竺可桢先生对科学观察的一丝不苟)以及对科普常识的先容(如《明天的太阳城》等)上。另外对与科学有关的理性思维和品格,如“智能”、“勤学”、“进取”、“坚毅”、“奉献”等,有一种积极的推崇,两地教科书都把这些方面不仅作为个人品质,而且还把它们看作为国家品质。如中国小学语文展现了诸多英雄人物、共产党员干部及一些普通人在平凡的岗位上“为了党和人民及国家、民族的利益”而勇于牺牲、勇于奉献的精神,如《孔繁森》等。另外,由于儒家学问的传统影响,中国教科书在亲情上也着墨较多,如温馨的家庭中父母对孩子无私的爱,孩子对父母的尊重和关爱。

  与中国教科书相比,新加坡教科书中对亲情和亲孝的描写占类目的比例最大。笔者对这两套教科书作价值取向比较分析的最初动因,就是源于对新加坡教材中呈现的那种暖暖亲情的感动,如新加坡教科书《家庭日》描述了家庭聚会的热闹和温馨。这种温馨不仅体现在教科书文章内容的字里行间,而且还形象地绘之于插图,真切感人。笔者曾对两套教科书中所涉及人物形象的插图进行统计,结果为:新加坡教科书中有家庭成员的插图量占有人物插图总量的3263(93幅/285),而中国苏教版教科书中的相关数字比例为1605(52幅/324)。在这种以爱为核心的家庭氛围中,“亲孝”成了教科书自然而然表达出来的东西,丝毫不显矫情和做作。如《一个惊喜》中,为了庆祝父亲节,三个孩子别出心裁地为父亲准备礼物;《谁到田里去工作》中,弟兄俩对母亲非常孝敬,兄弟间也充满手足情深。而且,这种爱不只是局限在家庭成员之间,还从家庭中走出来推及到了他人,如《大家的恩人》一文展现了邻里之间真诚相待、互相帮助的感人之事。这种主题的描写和中国课文择取的视角有所不同,新加坡的课文更多地是以一个孩子的思维和视角去思考和观察“平民”的“日常生活”,读起来让人觉得真实、亲切和感动。而中国教科书中的此类主题有很多是和“领袖”联系起来的,如《陈毅探母》中陈毅元帅对生病母亲的细心照料,以一位不平凡的人物来歌颂一个平凡的主题,以致让人觉得主题的不平凡。笔者认为,歌颂领袖可以选取其它的角度,领袖的伟大更体现在他所做的不平凡的事业上,平凡的事让普通人去做更具有说服力、感染力和亲和力。

  爱家和爱国是分不开的,两套教科书也都强调了这一点,都选取了一定数量的文章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这种爱的升华和推广,必然奏出“仁爱”的主旋律,即仁慈和同情等。如苏教版《聂将军与日本小姑娘》中聂将军那种跨越国际的、宽容的爱更使其形象高大亲切。新加坡小学华文教材也从一个平民的视角来展现平民的仁爱。如《外套》中,出狱后决定改过自新的贺俭以实际行动去关心流浪精神病人。另外,两套教科书对于一些团体取向的道德类目,如“合作”、“敬业”、“奉献”等类目也都各有所侧重。

  从价值取向的政治方面来看,虽然国别不同,但两套教科书均把“爱国”作为对学生进行教育的重要方面。虽然两国在意识形态上有很大的差异,但在“爱国”的主题上有着惊人的共识。如中国苏教版小学语文中《大家爱你啊,中国》、《把我的心脏带回祖国》、《钱学森》等文章和新加坡小学华文中《月是故乡圆》、《亲爱的祖国》等文章都是反映爱国题材的。对祖国及人民歌颂和赞美的文章也都出现在两套教科书中。另外,两套教科书的共同之处是对社会秩序、信仰理想、自由的追求,即对安宁、有秩序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如中国苏教版小学语文教科书中《春联》、《出塞》对幸福、和平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新加坡教科书中《化解危机》中艺高胆大的侠客为阻止战争而深入敌营的故事,《新加坡河的故事》中对勤劳人民的赞美及对幸福生.活的追求等。另外,两套教科书中批判性的文章不是很多,这是因为小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批判能力、辨别是非的能力还比较弱,对于批判类的文章,他们理解起来比较困难。二者所不同的是,中国小学语文教科书对颂扬领袖和革命精神有着较多的着墨。  

  通过统计分析,笔者发现,两套教科书都缺少对“法制”和“经济”取向的重视,应值得教材建设者的注意。

  希翼本文对小学语文教材的分析能对教育部门以及教材编写者从各个方面认识不同的价值取向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和启迪作用。一套优秀的语文教材不仅能把握时代的脉搏,及时汲取最新研究成果,客观、科学地反映社会的政治、经济等方方面面,而且还要能善于借鉴别国教材建设的成功经验,挣脱传统观念的束缚,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  闫 艳

 

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程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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