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大学在北京从创办到接收

发布时间: 2007-09-13 来源: 必威《北京高等教育志.重大事件篇》,2001年 发布者:liuyin

 

一、教会大学在北京的兴起

1、第二次鸦片战争为基督福音打开了北京的大门

 传教士在北京的活动从元代就已开始,但影响甚微。明初采取禁教政策。明中叶,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北京,1601年受到万历皇帝的召见和优待,从此藉朝廷的支撑积极展开传教活动。利玛窦在北京住了10年,曾和徐光启、李之藻等合作,连续译著了《几何原本》,《乾坤体义》等图书,把西方的自然科学大量先容到中国。但此时,传教与学校并没有建立直接联系。18世纪初,由于罗马教廷反对利玛窦所开创的耶稣会传教士敬重中国社会制度和儒家学说的传统,无视中国根深蒂固的礼俗和社会特点,导致中国学问中排斥外来学问的封闭性意识的强化。1717年,清康熙下令礼部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教。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列强以武力轰开了中国闭关的大门,西方国家的教会团体仰仗《南京条约》、《望厦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相继获得在华置地传教、兴办学校和各类学问教育事业的特权。从此,清代100多年来的“教禁”完全废止。但此时,清王朝规定传教士“只于五口通商地方建堂礼拜”,不允许教士们进入内地传教。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西方传教士大批进入北京,讲经布道,散发福音书,发展教徒,扩大在北京的传教事业。

但是,由于基督教是一种与中国传统学问不同的价值系统,传教士们又抱着白种人的优越感,对中国的传统学问、思想采取敌视的态度,遭到中国人民的抵抗,反洋教斗争持续不断。

2、在中西学问的尖锐冲突中,教育逐渐成为传教的主要辅助手段。

在这种情况下,传教士们采取“施医”、办“教育”作为辅助传教的手段,尤其是以办教育当作主要的辅助手段。传教士逐渐认识到:要泯灭人民的反抗意志,使中国社会基督教化,就必须解除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学问的无声抵抗,企图运用教育的手段影响中国。

19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在北京的传教士开始采取了“办学”这样的间接传教的途径,把工作重点转向教育,建起了一批教会学校:1864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柏亨利在北京灯市口建育英学堂;美国圣公会传教士裨治文夫人设立贝满女学堂;1867年美国公理会在通州城内北后街设立小学校,1871年美国美以美会在崇文门附近设蒙学馆等。初期的教会学校主要靠免学费,供膳食吸引学生,招收一些贫家子女入学,教员由传教士兼任,授课内容为宗教常识,主要学习的课程是《圣经》。老师向学生讲授《旧约全书》、《新约全书》,以及与之有关的《真理平衡》、《基督见证》等书,进行最基本的读、写、宗教常识教育,学校程度低,学生人数很少,学校的目标就是使学生成为基督徒,成为传教士的助手,宗教性很强。

1877年和1890年在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上海召开了两次代表大会,改变了早期传教活动忽视教育的做法,完成了新教在华传教策略的全面调整。经过激烈的论争,传教士们在办知识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为基督征服中国,教会应该创办学校,尤其要重点创办教会大学,培养政治上足以控制中国社会和前途的人。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在1890年的大会上强调:“大家必须培养受过基督教和科学教育的人,使他们能够胜过中国的旧式士大夫。任何一个精通西方科学,同时又熟谙中国学问的人,在中国任何一个阶层都将成为有影响的人。”此后,教会学校的办学目标已不仅仅是单纯的传教,而是想通过较高层次的常识传授,造就较高层人才。“真正的教会学校,其作用并不单在传教,使学生受洗入教。他们看得更远,他们要进而给入教的学生以智慧和道德的训练,使学生能成为社会上和教会里有势力的人物,成为一般人民的先生和领袖”。随着办学目的的变化,教会学校课程设置开始有所改变,在保留宗教课和各种宗教活动的同时,大部分学校增加了英文课和西学课程,包括数理化基础常识和一般科学常识。学校课程的变化迎合了不少官绅人士的口味,他们纷纷出重金送子弟入学,学生来源的扩大,进一步促动教会学校更新课程内容,提高教育水平,教会学校的层次和办学规格不断提高。

3、清末北京教会大学初具雏形

19世纪80年代末,在原有初、中等教育的基础上,北京开始有了创办教会大学的尝试。1888年美国美以美会会督查理认为“适值朝廷取士,兼以西学,并拟派员出洋考察,乃建议设大学,造就此项应时需要之人才。”于是在原怀理书院基础上设立北京汇文书院(后改名为汇文大学)。但无论从学校的规模或是程度来看,只是在以中学为主体的基础上,办了大学班而已。根据北京汇文书院何德兰传教士的报告,可看出该校历年来毕业生就业情况,也显示出当时学校的规模很小,大多数学生来自教徒家庭,毕业后在教会学校任教或直接从事宣教活动。“1892年毕业生5人,他们都会说英语,除了一个供职海关外,其余4人都在教会工作。1893年毕业生只有1人,毕业后就在教会学校教书。1894年有2个学生毕业,一个在教会学校教书,一个当牧师。18953个毕业生,2个当牧师,1个在海关工作”

1893年美国公理会在通县设立潞河书院,由公理会传教士谢卫楼任院长,1904年改为北通州协和大学。1894年甲午战争惨败后,向西方学习、改革旧教育的呼声日益高涨,特别是1898年“百日维新”运动之后,中国风气大开,促进了教会学校的发展。到19世纪末,包括北京的汇文书院和潞河书院,中国已有十几所所谓的教会大学或学院,但“在1900年前没有一所真正达到大学水平”。 (杰西.格卢茨:《中国教会学校史》)

    20世纪初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 “新政”措施,力图挽救摇摇欲坠的王朝,1901年下诏兴学,1902年颁行新学制,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这些举措使教会学校的外部环境发生根本变化。1905年后,大部分教会学校已开始实行收费制,一些外语和数、理、化课程教学水平较高的学校,成为中、上等家庭子弟报考的热点。

    20世纪初,北京又有两所教会大学成立:1904年贝满女学堂在原中学基础上,增设大学课程,定名为“华北协和女子大学”。1905年有学生5人,1910年学生数是13人,学校的宗教气氛浓厚,宗教课和宗教活动是强制性的,学生要“参加一般的圣经班和教堂服务”,女青年会每周举行一次布道会,每天还有宗教聚会,由牧师或教员“讲道”等

    1906年学部批准北京协和医学堂立案,校址在东单西总布胡同以南。协和医学堂原由英国伦敦会创办,不久,美国长老会、美以美会、内地会、伦敦医学会和英格兰教会五个教会加入共同办理。学校的组织人和校长是英国人柯克兰(Thomas  Co-chrane,聘请有中外籍教师二十多人,学堂每年2月招生,考生须考中文、英文、数学、物理、化学等八门功课。学生每届二十多人,全部在校学生一百多人。学生入学后修业五年,考试合格者发予毕业文凭和行医执照。1911年辛亥革命后,学校改校名为北京协和医学学校。1915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学校的主办者教会组织协商达成协议,将学校的全部财产设备以20万美金的价格卖予洛氏基金会,用作为另办新的医学校。学校中的三年级以下的学生转到了教会所办的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中,高年级学校留下来实习到毕业。新办的医学校虽然也名为“协和”,但与原校各方面都迥然不同。医学堂的历史已告结束。

二、民国时期教会大学在北京的发展

经过清末、民初的缓慢前进,在20世纪的20-30年代,北京的教会大学迎来了它的鼎盛时期。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教会办学宗旨发生演变。高等教育作为提高教会形象和对中国社会精神渗透的手段越来越受到重视。传教士宣称要“使大学生成为社会上和教会里有势力的人物”,从而能“控制中国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联合办学提高了教会大学的质量。

初创时期的教会大学多数是由某一个差会单独办理,各差会为了争夺日后在华传教的有利地位,纷纷把原有的学校升格为高等学校,没有形成各差会共同的协调机构。由于国立和私立大学的迅速增加,这种规模小,仅相当于中学程度的教会大学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已无法与北京的公、私立大学相抗衡。在这种情形下,传教士普遍认识到:教会大学必须增加完备的实验室和图书馆,聘请更多更好的教师,从质量上而不是从数量上与北京的公、私立大学相竞争。提高质量,把它办成优秀的高等学府,吸引中上层人士及其子女入学,以期通过对他们的教育来促进中国的基督教化事业,成为教会大学的发展方向。而提高教学质量所需要的财力、物力与师资都不是单个教派所能胜任的,教派之间的协商合作、教会学校的改组合并势在必行。燕京大学的形成,正体现了这一走向联合的趋势,也开始了教会大学在北京的新的发展时期。

   1、燕京大学   20世纪初为了重建被义和团捣毁的学校,北通州协和大学、北京汇文大学的创办者:美国公理会、美以美会首先就联合问题进行接触,以后英国公理会、美国长老会也参加进来。经过十几年的无数次谈判,最终形成联合,于1919年成立燕京大学,1920年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并入,校址在内城盔甲厂,美国人司徒雷登任校长。

由于城内校舍有限,发展受阻,1920年,燕京大学购得北京城西郊海淀前清睿王府作为校园,动工兴建新校舍。1926年基本落成,成为北京最大最美丽的大学校园,学校遂由城内迁往新址。同年,学校取消预科。

燕京大学的办学经费,最初主要由各教会团体提供,后来发展到接受美国各界的捐助以及在中国国内募捐,也得到过中国政府和社会团体的资助。雄厚的经济基础使燕京大学有条件聘请一批国内外知名学者到校任教,组成阵容强大的教学师资队伍,学校的面貌迅速得到改观。1928年,美国加州大学对亚洲高等学校的学术水平进行调查统计,只有燕京大学和金陵大学被列为甲级。其毕业生有资格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院。到30年代,燕京大学已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教会大学之一。

    1929年,根据当时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的私立大学规程,外国人不得在中国境内办的大学中任校长,燕京大学董事会遂改推中国人副校长吴雷川任校长,司徒雷登改任校务长。并改组了原来的科系结构。全校设三个学院,即(1)文学院,内设国文、英文、欧洲文、历史、哲 学、教育、心理、音乐、宗教九个系;(2)自然科学院,内设化学、生物、物理、地理及地 质、数学、家事六个系;(3)应用社会科学院,内设政治、经济、社会三个系。后来文学院又添设资讯、体育二个系。自然科学院改为理学院,将心理学系划归理学院。又将社会科学院改为法学院,增设法律学系。1932年后,又作了一些调整,陆续撤销了宗教学系、体育学系和地理及地质学系。将英文和欧洲文合并为外国文学系。另外在教育系设置了幼稚师范专修科,在化学系设了制革专修科。理学院内还开设了医学预备课程和护士预备课程。

    燕京大学本科以上的研究课程,自1921年即开始设置,最初设立的是哲学,其后逐年增至12门。1924燕京大学年与哈佛大学东方研究所建立联系,1928年正式成立了“哈佛燕京学社”,获得了150万美金资助,用于“中国文学、艺术、历史、语言、哲学和宗教史”等有关中国学问的研究,为以后燕京大学建成国内一流文科专业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另外,燕京大学还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合作建立社会学系,1928年,在美国洛氏基金会的资助下,社会学系在北京的清河镇进行了长达两年的大规模的调查,于1930年正式成立清河实验区。它的建立,是社会学系的一个创举,受到中外社会学界的重视,其最大特点是以认识和建设本国农村为目的,突破了为教会服务的界限,为我国培养了第一批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人才。1934年,根据教育部颁布的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燕京大学正式成立了研究生院,设 文、理、法三个研究所,内分历史学部、化学部、生物学部及政治学部。研究院的修业年限最低为二年。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平各大学纷纷南迁,燕京大学因为是外资所办,留在北平继续办学。1941年冬,爆发太平洋战争,北平的日本占领军封闭了燕大,逮捕了燕大的创始人司徒雷登和师生多人。一部分教师和学生陆续内迁,于1942年秋在四川成都办起了燕京大学临时学校,继续上课。

    1945年,日本投降后,司徒雷登获释,召集留在北平的师生,在原址复校。1946年夏,成都的师生全部迁回北平。到1947年底,在校学生有901人,教职工267人。

   2 辅仁大学   1912年,北京的天主教知名人士马良(字相伯)、英华(字敛之)二人上书罗马教廷,建议在中国办一所教会大学。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办学之事被搁置。1919年,罗马教廷重新考虑此事,多次派人来华了解中国教育情况,与英敛之等商谈办大学之事。最后,罗马教廷决定将办学之事委派美国教会组织本笃会办理。19238月,全美本笃会决议,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圣文森院院长司泰来全权负责此事。1925年司泰来派本笃会教士奥图尔来华 筹办公教大学并任校长。奥图尔与英敛之共同筹划,以十六万元租金,租得北京李广西街前清载涛贝勒府为校址,经整修后,聘请教师,购置设备,同年8月开学的准备工作就绪。

    在大学班招生之前,决定先成立国学专修科,招收大学预科学生一班,两年毕业,此时的校名决定沿用英敛之原在香山办的学社--辅仁社。

    19261月英敛之去世,辅仁社的校务由陈垣继任负责。他积极筹划建立大学事务,同年的暑期,准备招收大学班学生。根据当时教育部《私立学校条例》,新的大学定名为“辅仁大学”。组织了董事会,奥图尔任校长,陈垣任副校长。先设立文科,分史学、国文、英文三系,招收了第二班预科学生。

    19276月,学校报呈教育部请求承认,教育部派员视察,批准立案试办。

    19296月,遵照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的大学组织法,学校增设了理学院和教育学院,加上原来的文科改的文学院,共设三个学院、二个学系,另有一个医学先修科和美术专修科。同时,根据行政当局的有关设在中国的大学不得由外籍人任校长的规定,学校重组了董事会,推举陈垣为校长,奥图尔改任校务长。同年还撤销了预科,改为附属中学。

    1933年,本笃会经费困难,罗马教廷改派美国和德国的圣言会接办学校。1934年以后,学校不断扩大基本建设,19373月,又购置了前清恭亲王府址为校园,6月开设文理两个研究所。

    1937年芦沟事变后,辅仁大学因是教会所办,故未南迁。9月开始在文学院、教育学院各系及理学院数理系招收女生,以旧校址东部为女部校舍,由圣神会修女管理,并设立了司铎书院和物理研究所。1939年增设家政系。1941年,理科研究所增设化学部和生物部,仍附设医学预科。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京、协和等校均遭封闭,辅仁大学因有德国教会支撑,未受冲击。同年增设日文系和西洋语言文学系德文组,并改美术专修科为美术学系。1943年,社会经济学系分为社会学系和经济学系,同年,教育学院教育系设立附属小学及幼稚园,作为教育系实习基地。至此,辅仁大学有了从研究所、大学、中学到小学、幼稚园一套完整的教育系统。1944年,文科研究所增设人类学部。

    抗日战争期间,因北平的多数大学南迁,许多学生不愿上日伪办的大学,部分学生投考辅仁大学,学校的规模有了扩充。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日伪时期被捕的师生,以及到大后方去的教师相继返校。学校的力量进一步加强。同年9月日文系撤销。19469月,增设农学系,至 1947年底时,学校共有4个学院,13个系,6个研究所,在校学生约2400人。

   三、教会大学在北京的接受与调整

   1906年清学部颁布《咨各省督抚为外人设学无庸立案文》,规定:“外人在各地设立学堂,奏定章程并无允许之文,除已设各学堂暂听设立,无庸立案外,嗣后如有外国人呈请在内地开设学堂者,亦无庸立案。所有学生,概不给予奖励”(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 P1077)。咨文原意是不承认教会学校在中国的合法性,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清政府放弃对教会学校的管理,即听任教会自由行使教育治外法权,自行设立不受中国政府节制的教育行政管理机构,自行规定教会学校教育方针政策。由于教会大学的经费主要依靠教会每年的拨款和少数捐赠维持,学校只受外国差会的管束,在教育教学及组织管理上,照搬欧美模式,极少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教会大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独立于中国正规教育体系之外的封闭系统。

在经历了新学问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洗礼之后,中华民族日益觉醒,以1922年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在清华大学的召开为导火线,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全国范围的非基督教和反对帝国主义学问侵略的社会运动-----收回教育权运动。收回教育权运动的成果是迫使教会学校纳入中国教育体系,向中国政府立案。

19491月,北平宣告解放,1950年暑假,天主教圣言会驻辅仁大学代表芮歌尼以补助经费为要挟,侵犯中国人民的教育主权。19501012日,人民政府正式宣布接收辅仁大学,这是我国人民接办的第一所教会大学。经过1952年的院系调整,辅仁大学的哲学、经济、社会系和西语系部分师生分别并入北京大学、北京政法学院、中央财经学院、北京外语学院,其他均并入北京师范大学。

1951212日,人民政府正式接收燕京大学,改为公立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中,燕京大学的文理学院并入北京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教育、心理、音乐系并入北京师范大学。

从兴起到消亡,西方教会大学在近现代北京高等教育发展历史上存在了六十余年。它的出现,就像一把双刃的利剑,一方面,它是以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和不平等条约为前锋和后盾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华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的产物,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屈辱的标志;另一方面,教会大学把西方新式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引进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学贯中西的专家学者,对北京以及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资料:

1       吴惠龄、李壑《北京高等教育史料》,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年。

2       高时良《中国教会学校史》

3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

4       朱有献《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

5       杰西。格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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